跟傳奇大法官學 擁抱你的反對者

在最高法院的前12年，與金斯伯格共事的首席大法官是威廉．倫奎斯特。她稱他為「我的首席」，「我當過律師、法學老師和法官，在我遇過的所有上司裡，威廉．倫奎斯特首席大法官無疑是最公正、也最有效率的一位。」2005年倫奎斯特過世時，她在悼文中寫道：「他讓我們所有人有紀律、守時間。」

一位來自亞利桑那州的開明保守派，為什麼能讓這位紐約出身的公民自由主義者折服？如金斯伯格所說，部分原因是她敬佩倫奎斯特重視效率，從不言不及義， 而且他分派最高法院意見書時相當公正（首席大法官的立場是多數派時，有權決定多數意見書由哪位大法官主筆）。

金斯伯格欣賞他不以意識形態指派任務，而是把最有趣的案子交給上次準時完成意見書的大法官。她還欣賞倫奎斯特另一點：他每週兩次主持大法官閉門會議時，總是步調緊湊。他會按照資歷順序繞著座位迅速地請每個大法官陳述自己的觀點，不讓討論流於漫談。

來自堅定反對者的支持

金斯伯格對倫奎斯特最敬佩的地方，是他願意對涉及性別歧視的案子改變想法。在1973年的弗朗蒂羅案裡，金斯伯格主張軍方給軍眷的福利不應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，最後成功說服最高法院，以8比1票贏得勝訴，而倫奎斯特正是那唯一的反對票。

1975年的泰勒訴路易斯安那州案也是如此。金斯伯格主張將女性排除於陪審員候選人名單外，侵犯第6修正案之要求公正陪審團的權利。最高法院以8比1票接受她的見解，唯一的反對票仍是倫奎斯特。

儘管如此，金斯伯格仍十分感念倫奎斯特在2003年與她站在同一陣線，支持州政府員工依《家庭與醫療假法》要求損害賠償。此外，在對她意義最為深重的維吉尼亞軍校案中，倫奎斯特也贊成宣告只收男生的規定違憲，對此她也始終銘感於心。

倫奎斯特於05年去世時，約翰．羅伯茲於同年繼任首席大法官，金斯伯格與這位新首席相處愉快，羅伯茲也對金斯伯格堅持司法最小主義的聲譽有深刻印象，他相信這有助他說服同事共同趨向於限縮一致的意見，避免爭議性的憲法問題。

提高共識非放棄個人觀點

然而最後，羅伯茲法院還是做出一連串意見高度分歧的5比4裁定，不同意見書往往是由金斯伯格大法官自己主筆。不過，金斯伯格和羅伯茲一樣，致力於維持最高法院的跨黨派合法性；在兩黨政客攻擊司法獨立時，她也一定與首席大法官同聲譴責。

羅森（以下簡稱羅）：您過去很推崇倫奎斯特首席大法官。羅伯茲接任首席大法官後，最高法院有什麼變化嗎？

金斯伯格（以下簡稱金）：我很喜歡老首席，也敬佩現任首席。如果要談改變，我想到的是稅務律師的術語：從羅伯茲到倫奎斯特，最高法院的變化是「同類交換」。現任首席對言詞辯論較有彈性，他不會中途打斷律師或大法官。我們開會時也是這樣。

羅：羅伯茲首席大法官就任時講過，他希望最高法院能有更多共識，然而結果差強人意。羅伯茲首席大法官能達成提高共識的願望嗎？另外，共識是否是好事呢？

金：他說希望提高共識時，我不認為他指我們任何人應放棄自己堅守的論點。最高法院和立法機關不一樣，我們不會因為想達成某結果而以某特定方式投票。我們須為我們做的一切負責，而方式就是提出理據。所以，最高法院絕沒有利益交換。可能發生的情況是不對重大議題做出裁定，只設法在較低層次或程序議題上尋求共識。

羅：您一直以限縮、克制的裁定聞名。不過最近幾個庭期原可以非常限縮，結果卻很寬。您認為首席大法官真有心限縮嗎？

金：我沒辦法回答這問題。如果首席大法官不在多數意見內，就由多數派最資深的大法官寫意見書。有時多數和少數會逆轉，所以不到最後，誰也不確定哪方勝出。有時大法官讀完另一方的意見書後會說：「我覺得對方講得對，我決定改投他們。」

立場源於學習與社會變化

羅：我們來談談倫奎斯特首席大法官，他對性別議題的立場有了些改變。您是怎麼說服他的？或他是怎麼被說服的？

金：人只要活著就會學習。首席有兩個女兒、兩個孫女。所有和首席打過交道的人，從來都沒能體察他對兩個孫女的真誠摯愛，也看不到女孩們多愛他。

羅：法律本該忠於原始意義，不應變化。為什麼首席大法官應考慮他女兒或孫女的未來？對大法官而言，這樣恰當嗎？

金：我想這代表的是社會變化。父母對女兒的期望有了變化，或開始懂得支持女兒心願。

羅：您打憲法官司時，倫奎斯特大法官常對您的案子投反對票， 而您總表現得不慍不火。

金：是啊，因為我想勝訴。我最後一次打憲法官司是1978年秋天的事了。那個案子是關於女性能否豁免擔任陪審員。現在年輕一輩知道的話大概會很震驚。

言詞辯論時，我有15分鐘，講完後我信心滿滿，覺得想講的都已經講了，正要坐下， 沒想到倫奎斯特大法官說話了：「所以，蘇珊．安東尼（Susan B. Anthony）的頭像都要放上新美元了，金斯伯格女士你還不滿意？」首席大法官伯格出來講了幾句話打圓場，辯論就這樣結束了。坐在回聯合車站的計程車上， 我才想到：「唉 ！可惜剛剛反應不夠快，應該這樣回才對：不，庭上，我的確不滿意，只有硬幣是不夠的。」

離現在不算多久以前，紐約和華府的社交俱樂部大多只收男性。所以那些俱樂部邀我去演講，我都說：「我不去不收我當會員的地方演講。」有的俱樂部還相當傑出呢。

我第一次和只限男性的地方交手，是那家事務所選在一家不讓女性加入的俱樂部辦宴會，女律師們表達過不恰當，但他們不聽。於是女律師們第二年集體不出席。後來，他們就改在對男女一視同仁的地方了。

羅：以前居然不讓女人參加宴會或加入俱樂部，現在回頭看以前的世界如此不同，這在您看來算進步了嗎？還是不夠呢？對於過去到現在我們所取得的進展，您有什麼評價？

金：我覺得進步很大，這也是為什麼我對未來還挺抱希望的。四處都看得見改變跡象。也因為這樣，我想競選公職的女性會比以往多，不管是地方、州或聯邦層級。我被提名現在這份好工作時，參議院意識到司法委員會一個女性也沒有，所以他們特地為我的提名增加兩名女性，在那以後， 他們再也沒有變回全是男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