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首相菅義偉針對關東、關西地區發布了第三次的緊急事態宣言。這次的宣言與前兩次最大的不同在於實施期間短，但是要求配合的強制性拉高，像是餐飲業者晚上8點必須熄燈，酒精販賣的店家強制停業等，被稱為日本的「準封城」措施。
不到兩年的時間，日本政府為了防疫，連續3次發布「緊急事態宣言」。衝擊最大的莫過於餐飲業。雖然日本政府對於這些受到影響的餐飲業，提供每月10~20萬日圓不等的補助，但做生意最怕被忘記。當消費者不再「習慣」進店用餐的時候，這些餐飲業就得重新調整戰略，知名案例有和民走向專門炸雞外帶，甚至連米其林三星級的牛排館，都可以接受UberEats到店取貨。
但日本另有一種零售業，不但沒有受到疫情影響而衰退，反而逆勢成長，這就是專門提供物美價廉、品項多樣的「百元商店」。「百元商店」從1980年代興起之後，一直是日本民眾的好朋友，尤其1990年代後期，包括大創在內的大型百元連鎖商店林立，互搶地盤、擴大影響力。
而百元商店在COVID-19造成社會經濟萎縮的現在，生意幾乎沒有受到任何影響。根據帝國數據銀行最新公布的資料，日本前5大的百元連鎖店，2020年度保持連續11年營收黑字，總營收近9000億日圓，光是日本國內門市就超過8000家。
提到百元商店，就不能不提龍頭老大「大創產業」，這家創立於日本廣島的百元連鎖店，其門市數及市占率，佔了日本百元店4成以上。但是由於大創產業沒有上市上櫃，因此其內部的收益結構，到現在還是一個謎團。
流動攤販起家，薄利多銷賺知名度
大創產業的創業者，也是現任大創產業的會長矢野博丈，1972年在廣島創立了「矢野商店」。當時雖說是「商店」，實際上就是把大阪批來的日用品，放在一輛兩噸半的卡車上，四處擺攤的「流動攤販」而已。
這不是矢野博丈第一次創業，之前他曾開過養殖場養魚，卻因為經驗不足，魚池的魚全死光。矢野於事帶著一家人，逃到東京做粗工賺生活費。但喜歡做生意的矢野，並不喜歡這種賺不了錢的工作，他還是想著要開店做生意。
矢野博丈的原名叫做「栗原五郎」。養魚生意失敗後，他認為，就是因為名字的「栗原」發音 KU-RI-HA-RA 四個字母，念起來饒舌，加上「五郎」又跟日語的「滾來滾去」相近，滾石不生苔，才會讓他生意失敗。於是他把「栗原」改成了妻子的姓氏「矢野」（ YA-NO），又去找了算命師改了「博丈」的名字。
從「栗原五郎」改名「矢野博丈」後，矢野發現連開著貨車當流動攤販，都覺得神清氣爽。有一天，在他準備把車上的貨物卸下來擺攤時，等著買東西的客人已經迫不及待地挑起貨來。
「老闆，這個賣多少錢啊？」那時矢野一邊要整理商品，一邊又要做生意，常常忙不過來。
等得不耐煩的客人於是說：「老闆，這個乾脆算100元可以吧？」
矢野隨口回答：「好喔！」
後來，矢野發現每件商品售價100日圓，不但整理帳本方便，進貨也有一個標準，一舉兩得。從此「矢野商店」的所有商品都只要100日圓的稱號就這麼不脛而走。
嚴格說起來，矢野「百元商店」並不是日本首創，日本早在1960年代就有百元商店出現，不過當時日本人的印象認為「便宜沒好貨」（安物買いの銭失い），總覺得100日圓的商品一定哪裡有問題。矢野為了改變這樣的印象，把每樣商品的進貨成本調高到70~80日圓，薄利多銷，透過用戶體驗及口耳傳播，獲得消費者的支持。
日圓走貶、人力成本增加，大創如何抉擇？
雖然大創產業現在還是秉持不公開利益結構的原則，不過矢野博丈在1995年接受媒體採訪時曾經透露，別的百元商店一次下單頂多3000個單位，大創一個單位至少要下20萬到30萬個單位，甚至更多。不僅如此，大創當時都是採用現金買賣，所以成本價比其他的百元商店更有競爭力。
此外，大創的商品，幾乎在日本企劃，交由台灣、中國以及東南亞的工廠製作，可以有效控制成本。中國浙江的義烏就曾有過「百元商店之鄉」的稱號。加上大規模的門市數量，讓大創可以持續壓低進貨成本。
不過，最近這些百元商店也出現了變化，隨著日圓貶值，中國、東南亞的人力成本增加，百元商店薄利多銷的「利」越來越薄，於是開始出現「THREEPPY 」、「CouCou」、「Plus Heart」這些價位訂在300日圓至1000日圓之間的生活用品。不過，這樣的做法對於「百元均一」的策略是兩刃劍，許多喜歡百元均一的客人，發現店裡出現200日圓、 500日圓甚至1000日圓的標籤後，購買意願因而降低。
疫情持續衝擊之下，雖然百元商店生意看來未受影響，不過日圓仍在持續走貶，究竟大創百元商店的成功模式，可不可複製下去？現在也面臨了抉擇的時候。
責任編輯：李頤欣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