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次東京奧運，日本刻意凸顯其「超智能社會（Society 5.0）」政策主軸，從翻譯、交通到導覽等皆以數位化呈現。但，從一件小事卻可看出這個科技大國的數位化程度。
今年2月，日本眾議院預算委員會，一位在野黨女議員向厚生勞動省提問，如何統計全國確診人數？
肺炎確診數竟然「手動輸入」！
紙本作業文化，導致企業效率低落
厚生勞動省健康局長正林督章回答，每晚過12點，厚生勞動省的外包公司會從各地都道府縣官網，搜尋公布的疫情數據，用肉眼一一檢視確認，再手動輸入各地的病例數量，「用手計算」確診人數。
日本首相菅義偉也表示，日本疫情的統計一直都是用手計算，從確診、死亡、住院人數、檢測等訊息，都是手工作業。
這條新聞一出，日本網民譏評：「日本還在江戶時代嗎？」「要不要用算盤？」
事實上，日本政府部門的其他統計數據，至今也仍盛行手動計算，例如警察局發布的案件類型數目，表上列的「手集計」，就是用人工手動計算。首善之區東京都，蒐集疫情確診數據，靠的仍是傳真機。
今年3月《經濟學人》分析，疫情雖提升全球數位化程度，但在日本，這方面卻比其他主要經濟體落後甚多。該刊引述一位企業家的話：「日本在數位化方面還是開發中國家。」
原因之一是日本老闆非常重視員工出現在辦公桌前。和歐美相比，日企對數位投資較少，通常只是勉強用新技術來銷售產品。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表示，由於數位化程度偏低，「日本許多商業行為存在效率低下的情況。」在日本創業的美國人費雪（Jordan Fisher）說，日本「擁有世界上最好的一些服務，但它們效率極低。」
這源自日本社會強大的「反數位」氛圍。在日本企業界，印章與紙張仍很普遍，幾乎各種文件都要當事人蓋章。疫情期間，雖然有些日企容許員工在家上班，但各業務仍需要在紙質文件蓋個人章，所以員工們仍要冒著感染風險回公司去。
在日本，反對數位化最力的是中老年人。他們不太用電子郵件，只相信紙面訊息，因此傳真機是他們最快、最信任的溝通工具。行政改革擔當大臣河野太郎，今年6月趁著疫情期間遠距辦公，想推動一場「辦公室革命」—各部會停用傳真機，改用電子郵件。不料引起各部門反彈，最後不了了之。
不過隨著日本經濟疲軟，疫情短期難息，日企也逐漸改變心意。金融集團瑞穗已取消其分行的紙類文件；東日本鐵道公司希望將它的數位交通卡轉變為支付平台；富士通和日立已宣布，將永久推行靈活的工作時間表，日本最大經紀商野村證券也宣布，允許員工疫情時有6成時間可遠程工作。
疫情加速數位進展，外商卡位
台廠避大咖競爭，可切入地方政府
政治大學教授李世暉觀察，過去日本數位化程度提高，都是企業帶動的。這次疫情是一次契機，為了居家辦公，「日本企業已發展出一套數位化流程。」當這些措施陸續落實，加上日本本身的技術底子，數位化將有不小發展潛力。
外資企業便看上這個機會。搜尋引擎龍頭Google，日前以200億日圓代價，收購東京一家無現金支付公司Pring。這家原本由瑞穗銀行持有的公司，與50家銀行及7-Eleven等便利商店有合作。《金融時報》評論此交易：「意味著未來市場有很大成長空間。」
官方也開始認真對待。日本內閣會議在今年6月，通過了首相菅義偉第一個經濟財政改革基本方針—骨太方針，重點之一就是數位化，並透過新成立的數位廳，提高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效率。
日本若要全力加速數位化，台灣商機「最有希望的應該是大數據，」李世暉表示，日本想提升數位化，就要整合全國大數據。例如，在台灣，戶政和健保系統資料是連結的，但在日本卻是各自為政。在中央政府部門，由於商機較大，或許會面臨IBM、甲骨文等國際大廠競爭；但在地方政府領域，台灣廠商仍有機會。台灣第一家赴日上市的獨角獸Appier，業務之一就是大數據。
不過日本數位化雖有商機，背後仍有社會、文化、經濟等各種阻力，並非短時間就能改變。若廠商有意布局，恐怕仍要抱持「放長線釣大魚」心態，而不是去爭那一朝一夕的獲利數字，才能制定出適合當地的策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