為何半途而廢勝過安靜離職？

「我是鬥士（fighter），不是半途而廢的人（quitter），」英國前首相特拉斯（Liz Truss），在辭去首相一職的前一天如是說。

其實，這是引用自20多年前，英國工黨創黨元老之一的曼德爾森（Peter Mandelson），在贏得國會議員選舉後發表的談話。他十分明智，沒有選在輸掉政治爭鬥後才這麼說。

錯用「堅持」恐付更多代價

不過，成為「鬥士」，並不完全是個讚美。在某些情況下，這確實是被珍視的特質，但我既不會在我的履歷表寫上它，在我的交友軟體Tinder個人資料上也不會。

另一方面，「半途而廢者」，普遍被認為是明確的侮辱。這很奇怪，因為世界上充滿太多鬥爭，卻沒有很多人會喊出放棄的想法。我們太固執，即使明顯犯了錯，仍然堅持固守某個立場、某份工作、某位感情伴侶。

最能說明這一論點的，莫過於最近病毒式流行的「安靜離職」（Quiet quitting）。在中國，類似的用語是「躺平」——指筋疲力盡的年輕員工，拒絕超時加班，也拒絕承擔超出本分之外的責任。

25年前，身為X世代（編按：約於1965年至1980年出生）的我們，會把這行為直接稱作「偷懶」；「安靜離職」的說法，好聽多了。

面對工作過勞、薪酬過低，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反應。然而，多數情況下，更好的應對方法，不是「安靜離職」，而是直接離職。

我並不是在嘲笑Z世代（編按：約於1995年至2010年出生）。我記得20多歲的時候，有份工作讓我非常痛苦。我也忘不了，為了讓履歷看起來不那麼難看，我忍受了好幾年的社會壓力。

當然，履歷不漂亮，會帶來一些代價。如果你是年輕畢業生，在討厭的工作上耗時2年，又在一直想脫離的行業累積技能、經驗和人脈，其實也會有代價。

但，多數人只看見離職的代價，只有最聰明的人，才會提醒「不離職」的代價。

你放棄的一切，都換來了嘗試新事物的餘地；你拒絕的每件事，都創造了對其他事物說「是」的機會。

《高勝算決策》一書的作者安妮•杜克（Annie Duke），在她今年的新書《放棄》（Quit，暫譯）中指出，在權衡是否放棄目標時，我們的認知偏差，會促使我們往堅持不懈靠攏。也就是說，堅持的重要性被高估了。

對於一位優秀的撲克玩家而言，尤其如此——杜克過去的確是一位優秀的玩家。「要區分優秀玩家與業餘玩家的差別，懂得選擇在最好的時機退出，可能是最重要的技能，」她寫道。在德州撲克中，專業玩家會放棄80％的起手牌。相比之下，業餘者有過半時間，會堅持拿著起手牌。

是哪些認知偏差，讓我們在應該放棄的時候，反而選擇堅持？

面對工作過勞、薪酬過低，「安靜離職」是可以理解的反應。然而多數情況下更好的應對是直接離職。

頭洗一半，不洗完對不起自己？

第一種，是沉沒成本效應（sunk cost effect）。人們把已經付出且無法收回的成本，做為繼續原本行動的理由。

例如，你在最喜歡的高級購物中心，就是找不到喜歡的東西。即使這與先前已花了多少時間、多少金錢來購物中心無關，但先前已經付出那麼多成本，我們會給自己施加壓力，無論如何都要買到。即使這會浪費更多時間。

同樣的概念，也適用於人際關係、和數十億美元的大型投資案上。我們沒有認賠出場，而是把錢丟進了無底洞。

雖然沉沒成本偏差，對經濟學家早就不是新聞，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塞勒（Richard Thaler）認為，如果它都已經普遍到有了專門用詞，那也可以被視為人類本性。

你放棄的一切都換來嘗試新事物的餘地；你拒絕的每件事，都創造對其他事物說「是」的機會。

還沒準備決定，也是一種決定

第二種認知偏差，是現狀偏差（status quo bias）。

波士頓大學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薩繆爾森（William Samuelson），和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澤克豪澤（Richard Zeckhauser）曾在研究中解釋現狀偏差，意思是人們會重申先前的決定，固守現有的道路，而非主動做出不一樣的選擇。

杜克對人們會把自己局限於現狀的框架中，感到沮喪。我們會說：「我還沒有準備好做決定。」她糾正這個說法，並指出：「不做決定，本身就是一種決定。」

幾年前，《蘋果橘子經濟學》（Freakonomics）一書的合著者，也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李維特（Steven Levitt）建立了一個網站。面臨艱難決定的人，可以在此記錄當下的困境，並且用拋硬幣來幫自己做出選擇。一段時間後，他們再回來分享做了什麼事，以及對此的感受。

這些決定通常都很重要，比如是否辭職、結束一段感情關係。李維特發現，半途而廢的人，也就是會決定做出重大改變的人，比起鬥士，也就是決定不做改變的人，在6個月後明顯變更快樂。

結論是：如果你現在正處在必須仰賴拋硬幣，來決定是否放棄的時刻，那表示早在好一段時間之前，你就應該放棄了。

「我是半途而廢的人，不是鬥士，」這並不是什麼政治口號。但，做為人生的經驗法則，這其實不算最糟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