姚艾琳（Erin Yao）想去學街舞和旅遊，這些事情是她在中國疫情清零期間想做也做不到的。
然而，她並沒有像許多經濟學家所預期的那樣，在中國取消清零限制措施後立即去追求這些目標，反而比在疫情期間更加節儉。疫情期間，她感覺自己不得不囤積一些基本日用品。
姚艾琳說，「我會問自己是否有足夠的積蓄來應對突發疾病。如果我失業了，在找到新工作之前，我是否有足夠的錢維持生計？」
姚艾琳不願意花錢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增長模式造成的結果。許多人認為這種模式過於依賴對房地產、基礎設施和工業的投資，而沒有充分賦予消費者支配更多收入和支出的能力。
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中國增長乏力給經濟再平衡帶來了焦慮。但是，將發展經濟的動力轉移到刺激家庭開銷，這將在短期內帶來更大的痛苦。
具體而言，提高家庭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意味著其他部門的份額下降，要麼是企業——尤其是中國龐大的工業，要麼是政府部門。
Fathom Consulting的中國經濟學家奧茨（Juan Orts）說：「它們的下降將使經濟衰退不可避免。」「我們認為這是中國當局不願付出的代價。」奧茨說，他認為中國正在走向「日本化」。所謂「日本化」是指1990年代開始日本經歷了經濟停滯的「失落的幾十年」。
社會安全網薄弱，誰敢消費？
從理論上講，如果姚艾琳能找到一份月薪超過8000元人民幣（約1097美元）的工作，她就可能消費更多。據就業網站Glassdoor的數據，這還不到美國圖書編輯收入的5分之1。
但中國就業市場疲軟，青年失業率超過21%，創歷史新高。佔城市新增就業崗位80%的私營部門，仍未從當局對科技和其它行業的監管打擊中緩過勁來。
中國當局雖承諾增加信貸，但企業最終還是受制於脆弱的國內需求。
想讓姚艾琳這樣的年輕人消費的另一個辦法是解決他們的不安全感。許多經濟學家呼籲中國政府加強社會安全網，重新平衡經濟發展。
在姚艾琳居住的北京，如果買了失業保險，累計繳費3至24個月，失業救濟金每月最高可達2233元人民幣，還不足以支付姚艾琳12平方米房間的租金。她的父母住在中國農村，很快就會到退休年齡，之後每人每年可領取最多1500元的微薄養老金。姚艾琳每月要花300元給父親買藥，相當於上一堂舞蹈課的費用。
「如果公共醫療保險能覆蓋老年人更多的開支，我會更有安全感。」姚艾琳說。
她還說，經濟上的不確定性也讓她對生育望而卻步。中國的人口正在老齡化和萎縮，尤其是20～40歲年齡段的人口，而這個年齡段的人通常會達到一生中的消費高峰。
刺激消費，誰來支付成本？
在過去的一個月裡，政府各部門響應中共領導層重要會議的號召，宣布了數十項促進消費的措施。這些措施包括汽車和家電補貼、延長餐館營業時間以及促進旅遊和娛樂活動。
然而，姚艾琳沒有被說服，她更希望發放消費券。中國一些地方政府已發放了消費券，但金額太小，在宏觀層面上並沒有成效。
企業同樣對這些措施不感興趣。中國歐盟商會主席彥辭（Jens Eskelund）說：「我們還沒有看到任何真正促進需求的措施。」他補充說，「這比支持供給方更為重要。」
45歲的王季柳（Wang Jiliu）在海南島經營一家餐飲企業，她說營業利潤正在下降，部分原因是疫情發生後人們的收入沒有多大改善。這反過來又影響了她自己的消費習慣。
「我也是這麼想的，我也會控制自己的購物欲望。」王季柳說，「以前，我們經常出去吃飯和旅遊，現在已經很少這樣做了。」
經濟學家提出的需求方措施包括：提供更好、更廣泛的公共服務，提高社會福利，給予工人更多的合法議價權，或將國有企業的股票分給國民。
但誰來買單呢？企業的更多負擔——例如提高福利——是對就業和經濟增長的另一個打擊。剩下的就是正在應對公共債務危機的政府部門了。
地方政府雖然資金匱乏，但資產豐富。2021年，非金融國有企業的淨資產達到76.6萬億元。卡內基中國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佩蒂斯（Michael Pettis）估計，如果中國當局迫使地方政府將GDP的1～1.5%轉移到家庭，中國就能保持目前的增長速度。
「地方政府、企業和金融精英的財富和權力往往取決於對這些資產的控制。」他說，「中國當局與地方政府之間可能會就如何分配各種調整成本發生衝突。這將成為未來兩年最具爭議的政治難題之一。」
©2023年德國之聲版權聲明：本文所有內容受到著作權法保護，如無德國之聲特別授權，不得擅自使用。任何不當行為都將導致追償，並受到刑事追究。
※本文獲《德國之聲中文網》授權轉載，原文：中國沒有解決經濟放緩的無痛方案
責任編輯：劉怡廷
